我国养老机构空间布局特征及其优化

基于ArcGIS软件,运用空间分析法,从公平性和均衡性视角,对全国31个省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养老机构的空间布局特征展开研究,探究我国养老机构整体发展历程与演化特点,并利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对各县域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萌芽期（1949—1977年）、增长期（1978—1998年）、规范期（1999—2008年）和建设期（2009—2020年）四个阶段,各阶段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养老机构总体区域分布差异较大,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较为分散,供给水平尚未达到预期目标值;我国养老机构空间分布出现多个聚集核心,布局总体呈“品字形”分布,密度由聚集中心向周边地区逐渐递减;按规模划分有效服务半径评价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更为有效,我国东南部地区的可达性明显优于西北部地区,西北部多数为可达性低值区,养老机构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完善。     

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基于CFPS2014、2016、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耦合协同模型度量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效应,系统考察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推动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从影响机制看,宏观层面表现为提升农村流通效率与优化产业结构,微观层面表现为提高农民就业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双提升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则与之相反。同时,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影响有所不同,其促进作用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依次递减。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 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选取2014—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都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效果越明显;上述变量特征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果,对企业与相关监管机构提出建议：企业应更加注重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协调发展,在不断提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同时,完善自身市场竞争机制,以达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目的;监管机构应加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立法,规范我国资本市场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协同度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到高度水平的产物,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发展状态直接关系到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长株潭城市群于1997年正式开始规划建设,发展至今,三市在融合发展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产业结构相似导致区域内部竞争、行政区域划分弱化合作机制、传统产业比重过大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慢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利用熵权法计算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株潭三市三次产业发展的有序度,并建立复合系统模型计算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株潭三市的产业协同度,再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协同度的影响因素。结合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加强产业结构规划、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完善市场资源配置等建议,以不断优化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协同。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数字经济直接驱动、金融支撑、技术投入驱动和要素禀赋驱动等.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促进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即上游地区影响较为显著,中下游次之.要强化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需要协调区域发展共同推进产业数字化、鼓励科研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要素禀赋增强产业升级活力.     

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及实现路径

以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为基本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生产方式、生活形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短短几个月,学术界已从不同视角解读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是新时代技术进步的根本性标识,在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现代交通、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同步推动下,形成了与传统生产力有着本质性区别的新质生产力。因此,充分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厘清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的互动关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此,一是需要阐释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二是需要从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交易发展三个层面具体分析数字经济内涵特征,测度各省市自治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三是需要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三个不同维度研究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因此可以说,科技创新、制度优化和要素协同是借助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实现路径。     

人口年龄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升级

本文基于1997年-2019年各省市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从我国整体上看,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享受型促进消费升级,少儿抚养比的提高消费升级;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升级的不利影响。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优化城镇发展转型路径、实现人口合理有序流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路径。文章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使试点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了10.1%。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促使人口向东部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流动,且这一试点政策在财政压力较低的城市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长期定居意愿与社会融入程度。据此,文章建议健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体系,多维度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立足于人口流动格局差异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均衡发展,并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助力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定居和融入。     

城市资源配置、人口集聚与房地产价格上涨——来自全国9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城市资源配置水平的差异引致人口流动和人口集聚是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基础性因素。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比较静态模型,首先探究了城市资源配置、人口集聚影响房地产价格的理论机理;其次,通过构建房地产价格上涨趋势指数和城市资源配置指数,利用2009-2018年中国95个城市的年度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城市资源配置水平、人口集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资源配置水平和人口集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人口集聚在城市资源配置影响房地产价格上涨中起到中介作用,城市资源配置水平越高,越能吸引人口向该城市迁徙并形成人口集聚,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且因城市的资源配置层级、行政级别和地理区位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该研究结论为中国房地产价格有效调控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